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的工作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从脱贫到致富，再走向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上海到北京，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50多年来，不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习近平的心一直在老百姓中间，扶贫这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他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征程，这将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让乡亲们“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信念的种子，习近平在梁家河就种下了。

　　1969年，那个瘦高的不满16岁的后生从北京来到陕西梁家河大队插队，开启了7年知青岁月。1974年，习近平入党，很快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

　　当年的梁家河“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习近平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么样的日子最好？老百姓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粱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时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

　　让乡亲们“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成为青年习近平最朴素的心愿。他带着乡亲们修淤地坝、沼气池，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

　　梁家河是习近平带领乡亲走上脱贫之路的起点，也培养了他对困难群众不变的深情。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1975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入学之前，习近平（前排中）与梁家河村村民在县城照相馆合影。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左）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

　　待20世纪80年代到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的扶贫经验变得更加系统成熟。他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滹沱河，走遍全县200多个村子，探索农村改革脱贫路。

　　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面临深刻变革。石家庄地区是粮食高产区，正定县是高产县，然而是“高产穷县”，粮食产量很高，老百姓却很贫困，甚至吃不饱肚子。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大多被征购了，很多地方为了保持粮食高产，也不许农民种棉花和瓜果蔬菜。

　　1984年，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去正定采访县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的一番话让赵德润非常感动。他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赵德润后来回忆道：“我们常说国富民强、藏富于民，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首先做到了藏富于民。”

　　那年习近平不过31岁，年轻而老成。他谈到正定县的规划：“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需要干什么。”他谈到正定“半城郊型”的经济发展新战略：“我们正定，南面、西部毗邻石家庄，县城离市区15公里，离得多么近。而且，有两条铁路和4条公路与城市相连，交界线长达29公里，这是很独特的条件。如果靠城不会吃城，那就是傻瓜！”

　　在习近平的主导下，正定农民开始养鸡、养牛、养羊、种植瓜果蔬菜。随着各种副食品源源不断输入城市，老百姓的腰包很快鼓了起来。与此同时，正定还发展编织业、机械配件、化工原料、服装、家具、食用菌、花卉、家用电器修理等产业，为城市服务。农村大量劳动力也开始为城市建设服务，农民成群结队到石家庄打工。

　　习近平还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提拔570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导岗位；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还邀请专家来县里做顾问。曾任中组部秘书长的何载看过习近平邀请专家的信。“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道：‘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这样的信，习近平写了100多封，邀请来的专家学者包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何载说。正定“半城郊型”的经济模式便是习近平在深入调查研究，又和于光远反复讨论后提出来的。

　　从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当习近平1985年离开正定时，正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

　　从1985年开始的17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先后在厦门市、宁德地区、福州市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各个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1988年，刚满35岁的习近平调到宁德任地委书记。在两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宁德的山山水水，对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扶贫工作也提出了更有效的方式方法。

　　那时的宁德因为在福建9个地市中经济总量排在最末，被戏称为“闽东老九”，全地区9个县中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说起来就是“老、少、边、岛、贫”。

　　一到宁德，习近平就下基层调研，一去就是一个月，把宁德下辖9个县市全部跑遍了。在屏南县，他听说当地有一句话，“屏南屏南，又贫又难”，便说屏南县虽然现在经济不发达，但我们不能把它讲成“又贫又难”，而要看到它是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多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话，不能自己把自己看扁了。在盛产大黄鱼的霞浦，习近平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前一）一行前往寿宁县下党乡调研途中。

　　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陈增光记得，9个县跑下来，习近平作了一次全面总结。“当时他在会上就提出，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不要有超过现实的思想，更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他说：‘我们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为宁德发展历史做一层铺垫的贡献，你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地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他讲这样的话，大家听了很服气。一般的领导来都是大讲特讲，要在这里搞一个什么大事，在那里起一个大变化。可习书记不一样，他提出‘滴水穿石’，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情，久久为功，而不是急于求成。还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

　　这次讲话形成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摆脱贫困》一书里，就是开篇的《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

　　习近平给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茶叶就是一个例子。据时任宁德地区宁德县（市）委书记陈修茂的回忆：“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小市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

　　习近平强调扶贫要落实到人。他任分管农村工作的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习近平看到报告就表示怀疑。“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曾在宁德地委工作的林思翔说，“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

　　“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这是习近平在浙江提出的要求。

　　2002年，习近平来到浙江工作。浙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是他看到，“目前我省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乡镇。

　　一度，浙江省内有一条隐形的“清大线”。以临安清凉峰镇和苍南大渔镇的连线为界，西南侧是耕地稀缺的山区，包括丽水、衢州全境以及杭州建德、淳安，温州苍南、泰顺等县市的部分区域，东北侧则是富饶的鱼米之乡。2002年4月，浙江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要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实现优势互补。

　　在2004年召开的“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提到了“木桶理论”，这让参加会议的夏炳荣印象深刻：“他说‘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这既需要发达地区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力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习书记的思路清晰、说理深刻，让人很振奋。”

　　欠发达地区不但要发展，还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何做到？

　　这也曾是衢州干部心中的困惑。衢州位于浙江西部，是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丘陵、山地较多，基础比较薄弱。“对于我们衢州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不要说跨越式发展，就是正常发展，赶上兄弟地市都很困难。可习书记不这么看，他认为衢州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衢州市原市委书记厉志海回忆说。

　　习近平为衢州的干部确立了几种观念：“不进则退、小进慢进也是退”，欠发达地区如果仅仅循规蹈矩，以常规发展思路走下去，只会与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开差距；“跨越式发展、赶超型发展”，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目标定得高一些，有干大事的气魄、创大业的胆识、谋求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大转折孕育大机遇、大开放促进大发展”，既要“引资进衢”，又要“借船出海”，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那时，衢州主要和杭州市结对实施“山海协作工程”，还与宁波市合作建设山海协作产业园，宁波的一些产业项目转移到衢州落地，提升了衢州的造血能力。这种协作也让杭州、宁波节约了空间、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是互惠互利、可持续的。这成为浙江“山海协作”的一个缩影。

　　同时，尽管浙江的贫困问题并不是很突出，习近平仍然强调，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也有贫困人口，扶贫仍是一项重要工作。“把扶贫这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比例是小的，人口是少的，好像无关浙江省大局，错了，一个也不能少。”

　　针对农村的贫困问题，习近平在浙江形成了“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兜穷底”的系统思路。首要任务是改善欠发达山区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破除贫穷的障碍；其次要引导农业向优质高效的生态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让农民有自己的高效产业；再次是尽量把偏远山村的农民安置在县城或更好的地方，让他们到城镇安居乐业，还要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让他们融入城镇，逐步稳下来、富起来；还要大力实施教育扶贫；最后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因病致贫的困难群众，政府要给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扶持。

　　为了统筹城乡发展，浙江还开展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百亿帮扶工程”，前者主要是推进农民下山脱贫，把不适宜居住在高山的农民搬下来，同时扩大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农民在山上种植茶叶、果树等，政府给予贷款和专项资金支持，鼓励他们充分用好山地资源；后者主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区域的投资环境和老百姓生活环境。

　　在《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这篇文章里，习近平写道：“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发展和变革，逐步消除农民与市民在实质上的差别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最终一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当然，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城乡始终是有差别的，有些方面如交通信息等城市会优于农村，有些方面如生态环境等农村又会优于城市，但终极的目标应当是，虽有城乡之别，而少城乡之差。”

　　2015年，浙江26个欠发达县（市、区）全部摘掉“欠发达”的帽子，浙江全省区县不再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分。同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对于东西部对口帮扶工作也非常认真负责。在福建任职时，他积极推动中央部署的闽宁经济合作，多次带队去宁夏，专门到贫困地区调研，协调福建省的支持项目、支持资金，以及福建各地市如何对口支持宁夏的困难地区。刚到浙江工作，他又让省协作办负责起草了8封书信，分别发往浙江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新疆和田、四川广元和南充、重庆涪陵和万州，以及贵州的黔东南、黔西南，明确表示浙江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做好对口地区的帮扶工作。

　　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对于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脱贫攻坚正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雪，来到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

　　一年后，他来到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施成富记得：“他希望大家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不要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就是在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围坐在身边的父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扶贫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展贫困识别。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扶贫开发进入了“滴灌式”精准扶贫新阶段。

　　从2015年到2020年，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召开7个专题会议系统部署、压茬推进。

　　最终，8年脱贫攻坚战，12.8万个贫困村出列，832个贫困县摘帽，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在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他走进葡萄种植园，察看葡萄长势；步行察看村容村貌，并到村民家中看望。离开村子时，乡亲们高声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深情地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这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中国要实现的，是14亿多人的共同富裕。中国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如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也是在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选取浙江省先行先试，为全国其他地方促进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的基层联系点下姜村，如今已从“脏乱差”变成了“绿富美”，又先富带后富，组建的“大下姜”共同富裕联合体已覆盖25个村，2021年“大下姜”村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

　　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惮于定下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本刊记者 朱东君）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