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鲜花簇拥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两臂交置胸前,一手持钢笔,一手持采访本,神态安详,深邃的目光凝视前方。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波兰裔远东太平洋记者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墓雕像
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25年,在目睹了五卅惨案后,他对国民党政府失望至极。但在新四军的皖南根据地,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中他热情赞颂了新四军模范执行纪律和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
“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一直渴求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真实情况。1941年他来到苏北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希伯致辞称:“倘使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和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
为打破日本和其伪军的新闻封锁,希伯辗转奔赴山东采访报道。在旅行中,希伯发现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对新四军战士热情慷慨,在行军之中产生的费用总是被婉然谢绝。人民回答道:“你们是为我们打仗的,你们是在保护我们,你们这样艰苦,我们不能要钱。”希伯在《重访新四军根据地》一文中感慨道:“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
希伯在山东根据地留下深深的足迹,敌后根据地生机勃勃的场景同样深深地印记在他的脑海。在梭庄和界湖,一些大娘、大嫂们组成的军鞋组在笑语中为八路军做着军鞋;孩子们歌唱抗日歌曲,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儿童团员们亲切地叫他“老希大爷”;善良的中国百姓省下白面给他做面条,自己却以煎饼果腹。
希伯在苏北农村抗日根据地
在给妻子的信中,希伯说:“人们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
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能想象的。
1941年,日本军队对山东大扫荡开始了。希伯笑着拒绝了劝他离开的战友们,坚持要和八路军一起作战到底,他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一次突围中,希伯不幸身受重伤,壮烈牺牲。为纪念希伯,山东军民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位国际友人最后长眠在了他在中国的“家”。
汉斯·希伯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