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世界古代文明图景（观古）

　　2026年是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100年来，中国考古学不断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也在国际合作与文明比较中拓展研究视野。从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中，可以看到考古学开展文明研究的两条路径——文明探源和文明互鉴。

　　文明探源，是以中国考古学为主体，通过建立文化序列，实证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聚焦中华文明的根本问题。

　　距今1万多年前，旱作和稻作农业分别在北方和南方起源，“北粟南稻”的格局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距今8000年前，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特色又彼此交流，社会开始分化，文明因素在各地萌生。距今6000—5100年，各区域文化发展加速，社会分化加剧，中心性聚落和原始信仰区域中心产生。辽宁牛河梁，甘肃庆阳南佐等中心聚落和大型墓葬，表明各区域文化如同“满天星斗”，彼此互动交流，“早期中华文化圈”逐渐形成，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基础。

　　距今5100年至4300年，长江与黄河中下游相继进入文明社会。良渚的都邑、水利系统、墓地等，表明已形成早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距今4300年，中原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度：代表性遗址有陶寺、石峁；约4000年前，环嵩山地区出现多座城，之后在二里头出现都邑，中国文明进入中原王朝引领的新阶段。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商代达到一个高峰，两周时期，各地文化趋近统一。秦汉以后的都城、陵墓，以及从中原到边疆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文明探源的意义，并不止于揭示文明的历程。通过文明探源，中国考古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出“多元一体”“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等原创理论，形成了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论。

　　更为重要的是，文明探源所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使得这些成果具有了世界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共同重绘着世界古代文明的图景。

　　与文明探源是内向研究不同，文明互鉴是外向探索。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中外联合考古等方式，开展文明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反观中国文明，也能够基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认识，理解其他文明。

　　放眼整个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呈现出共性与差异相互交织的图景。而考古学揭示的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存直观而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共性与差异。

　　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在特定区域内产生和发展，也都与其他文明存在程度和范围不一的联系与交流。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整个人类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上不可或缺。

　　中国古代文明在本土起源发展，同时与外部世界保持沟通交流。至迟从四五千年前开始，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东亚与东南亚及沿海岛屿之间，就有活跃的文化交流，资源、技术、产品、观念等广泛传播。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域外形成了更为频繁、多样的交往。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塑造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

　　今天，中外联合考古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具体实践。中国考古工作者参与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等的考古工作，丰富了跨区域研究文明起源、文明形态、文明互动和文明演进的材料、经验与视角。这些合作以现代学术协作的方式，加深了对彼此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了解，延续和深化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文明比较的深入，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明的共性与差异。人类面临相同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需要应对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人口压力、社会分化等共同问题，获取资源、发明技术、结成社会组织等，都是人们作出的回应。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生业基础，以及面对共同问题时的不同选择，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比如，在从简单的聚落发展到复杂的城市后，中国古代的都城就具有鲜明的特点，更多体现等级、政治秩序和宇宙观，与城市融为一体的礼仪建筑充满了象征性。

　　文明探源与文明互鉴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即从古代遗存中梳理出文明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演进的细节和文明发展的动力，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面向人类文明的未来，这是考古学对当今世界具有的深远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